壬寅年初，从鹅城返，因疫之故，居隔于家，十有余四，身乏力倦，始知囹圄之困顿，方觉自由之难求，而周遭婆娑，曲指道来，自难言尽。嗟夫，岂因困疫而思自由乎，抑或自由之得失本无定数？

余尝观职场境况，有“源于文墨”中人，“起于田园”间者，“拔于草莽”之客……林林总总，不一而足，然皆可呼为“体制内人”，其行公器之司，食俸禄之事，终日早起暮归，于琐碎中言公论私。然世间百态，人生各命，却往往始同而终异，有因贪墨而身陷牢狱者，有以持廉而声名远播者，有因尸餐就位而误身者，凡是种种，有谓人生之无常，有谓福祸之难测……

而贪廉之事，古今亦不寡见。古之贪者，首推和珅，其“工于心计，吏道纯熟”，所敛钱财者“当一国二十年税入”，却落得“三尺白绢”“遗臭万年”；而旧时廉吏，莫如包拯，其两袖清风，“不抱一砚归”，却有“包公祠”而“流芳百世”。呜呼，清廉贪墨，孰得孰失？孰重孰轻？孰存孰亡？贪者，身陷班房方慕“黄犬逐兔”；廉者，固守清贫时有“悠然南山”，是污咒天祸所致，抑或人事因果哉？

嗟乎，“破山中贼易，破心中贼难”。贪欲之害，众人知之而未“鉴之”，岂非使“后人而复哀后人也”？是故，铮铮之循吏，多以“行廉”为方，“不忘初心”以修心，“慎终如始”以修身，“秉公用权”以修行，以求“病去身健”，以得松鹤延年，以成“立德立言”。

编辑：陆文婷